因此，这意味着，数据收集和自动算法在物的秩序和面向人的语法化的话语秩序之外，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秩序，我们可以称之为算法秩序(order of algorithms)。如果说，福柯意义上的话语秩序架构了物的秩序，那么，在今天的自动算法机制下，很可能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情况，即算法秩序重新架构了物的秩序和话语秩序。福柯意义上的词与物的二元对应关系，变成了“词-物-数据”三元对应关系，而数据收集和提炼背后的算法，可以在我们完全意识不到的情况下进行着自动计算，并得出相应的结果。这些经过算法运算之后的结果也不是直接向我们呈现出来的，同样，它需要一种特殊程序的转译，才能被我们理解。德里达将这个过程称之为文字化（grammatisation)，也就是说，在智能手机和电脑屏幕前的我们所能看到的信息和数据，全部是被文字处理过的结果。这势必意味着，算法程式及其背后的数据结构，并不是向我们完全展开的；我们所能触及的数据，都是被算法决定了可以文字化的数据，这样，算法判断了哪些数据和运算结果可以让我们把握，而哪些数据收集和运算只能在后台运作，无须被我们理解和掌控。
第八章 数字生命政治学
① Martijn van Otterlo, "A Machine Learning View on Profiling", in Mireille Hildebrandt, Katja de Vries eds., Privacy, Due Process and the Computational Turn, London; Routledge, 2013, p.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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