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秩序的出现，让我们处于一个完全不同于福柯的时代。福柯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治理技术：惩罚机制、规训机制和安全机制。惩罚对应的是主权权力，所捍卫的是主权的无上权威，从而消灭所有可能威胁到主权权力的力量；而规训旨在建立一种规范的机制，通过作用于身体的规训，缔造出符合现代治理体制的理性的规范主体，这种主体显然与自由主义的启蒙理想是一致的；而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安全机制将规训变成对生命的生产。但是，今天面临的情况是，这种对生命的生产，已经完全变成了数字化和算法化的程序。当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在电脑面前挑选淘宝上的商品的时候，实际上早就被算法盯上，因为电脑屏幕上显示出来的商品，实际上是后台算法程序根据我们之前无数的浏览和购物记录，精准地界定这个“主体”是一个拥有什么样的行为模式的人，从而显示出所有符合这种“主体”偏好的商品，于是，我们在网络上看似自主购物的过程，实际上早已被算法掌控。这就是齐泽克所说的：“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也是一种物’，他们的言说和行为不断地被记录和转换：他们的身体活动、金融交易、健康、饮食习惯、购买和销售，他们读什么，听什么，看什么，都被收集了起来，这样数字网络比人们自己更熟悉自己”。①
当然，今天的算法治理，并不是工业革命时代所采用的僵硬的机械化的模式，而是采用了更为灵活和智能的方式。这种智能的算法治理并不会像规训机制一样，强制性地对身体进行规训，让身体行为符合某种固定的规范。恰恰相反，算法智能表现得更为灵活。例如环境智能（ambient intelligence）可以通过算法得知行为人的习惯和偏好，这种智能可以用于照料病人和老人。如令病人更惬意的智能床和医疗设备，可以根据病人习惯性的姿势改变床的状况，提供更合适的床的温度，一旦病人有翻滚掉下床的危险，智能床能够第一时间给予处置，这样会比护士处理危机状况更及时。也就是说，环境智能将一切可以计算的因素，已经在算法中全部考察了一遍，这种智能运算可以将各种可能发生的状况都提前进行预演性计算，一旦发生了特殊状况，环境智能能够根据潜在的运算结果及时地提供对策。另一种算法治理的案例是自动驾驶和导航，自动驾驶并不是简单地按照固定的线路和交通指示完成程序性的运行，而是能够根据周遭环境的变化，将各种复杂的情况全部提前运算，从而在发生每一种特殊情况时都有相应的应对措施。例如汽车导航，从起点到终点，一般来说，算法会自动给出最佳的路线(避免了交通拥堵和过多的时耗)，但是，对于开车的司机来说，并不会百分百地按照算法给定的路线来前进，一旦出现司机偏离原定道路的情况，算法会立即给出全新的替代线路，也就是说，在我们做出偏离行为之前，算法已经决定了偏离之后的处理方案，最终我们的偏离也处于算法的控制下。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 Slavoj Zizek, The Relevance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9,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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