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神圣人：算法裂隙中的流众
与福柯的生命政治中对应的人口概念一样，被统计的人口是最适宜于治理的人口，因为一旦被统计，意味着生命被档案化，我们不再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而是作为一个被身份、信息、图像等固定在治理机制之内的数据。同样，当今天的数据变成计算机和互联网上的数字和字节的时候，我们生活中的一切痕迹都可以转化为数据被存储、被提炼、被分析、被运算。不过，与福柯时代唯一不同的是，之前的生命档案化和数据化，更多面对的是异常案例，如精神病院中对病人的建档，监狱里对囚犯的档案化和编号，还有临床医学医生用病历对病人的症状和病理进行记录和归档，等等。也就是说，最初的档案和相关运作，与福柯意义上的“不正常的人”（lesanomaux）密切相关，就连前文中提到的江油案和白银案，警方也只是在那些有前科的罪犯和嫌疑人之中进行指纹和生物检材的比对。显然，福柯时代的档案管理和数据信息在绝大多数时候与治安和稳定的生命政治相关，这种档案化的目的更多是对特殊目标的监控，以让这些“不正常的人”可以内在地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通过作用于他们身体的规训和监控，让他们生产出一个规范的个体，以达到维持社会总体安定的目的。
然而，今天的档案化和数据化以及背后的算法治理，已经不再是对特殊的、不正常的人的规训和监控。安德雷斯·伯纳德（AndreasBernard）就十分明确地指出：“收集数据的技术，长期以来，只用于警察侦缉或科学研究用来辨别可疑的对象，而如今这种技术已经被用在所有人身上；当他们使用智能手机或社会媒体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收集了数据。生物信息的细节描述、GPS定位，以及安装在身体上的测试设备不再是用来追踪可疑嫌犯的工具，现在这些东西被用来娱乐，交流传播，赚钱，找对象。”①的确，当今天的数据化和档案化不再停留在特殊的、不正常的对象上时，这意味着福柯意义上的规训机制(即对不正常人的监控和治理）已经让位于普遍性的算法机制。在算法机制下，不再对正常和不正常的人做出区别，算法机制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对不正常的人进行身体性的矫正，以维持社会的治理；算法治理不再追求规范化的一，即所有的个体都能符合被人口统计的规范性要求；相反，算法治理对个体的关注更像是被高度解析的模式，即个体所有的信息事无巨细地被完全呈现在算法面前。正如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Christoph Kucklick）所说：“数字化意味着我们将用新的方式测量自己以及我们的社会。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社会关系、自然界，以及政治和经济……一切都将以比之前更加精细、精确、透彻的方式被获取、分析和评价。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场新型的解析-解体’。”②
第八章 数字生命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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