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消逝的时代，也是潜在层面被压缩到最低限度的时代。所以，安特瓦内特·鲁夫罗伊(AntoinetteRouvroy)带着十分悲怆的口吻写道：“当下，算法治理将偶然性和风险最小化了，这已经拒绝了绝大多数其他政治的可能性。”①算法治理将一切可能的因素都变成了算法上可以控制的元素，并将各种可预知的风险降到了最低，从而最大程度地保障了共同体和国家的“安全”与“稳定”。相反，对于行为人来说，由于潜在性的剥除，意味着政治变成了一种循环反复的游戏，这样，数字政治下的算法治理不仅仅将活生生的生命变成了档案和数据，也变成了受算法掌控和支配的行动者(agents)；那种康德意义上的自律主体（autonomous subject）已经逐渐在数据化和算法化的自动计算中萎缩了，就连民主投票也变成了可以被算法计算的游戏②。面对这种状况，我们不禁要问：在算法治理之后，还有人类自主的地盘吗？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 Antoinette Rouvroy, "Technology, Virtuality and Utopia: Governmentality in an Age of Autonomic Computing", in Mireille Hildebrandt, Antoinette Rouvroy eds. , Law, Human Agency and Autonomic Computing: The Philosophy of Law Meets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London: Routledge, 2011, p. 136.
②对于民主投票与算法治理的关系，我已经在另一篇文章中做了相应的分析，可以参见蓝江《数字时代西方代议民主制危机》，载《红旗文稿》2019年第2期。
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