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当我们进入一个相亲网站，我们注册填写的所有资料作为基本数据在后台被存储和运算，通过一定的算法规则，在我浏览的网页上，出现的是按照网站后台认为最可能配对成功的算法规则匹配过的结果，无论我怎么挑选，这些信息总是在网站的最显眼位置，并诱导我进行浏览。此外，相亲网站还可以根据我浏览过的痕迹，判断出我个人在择偶上的倾向，这种倾向可能我自己都难以用言辞说清楚，但是，经过这些浏览痕迹的比对，运算的结果成为网页上最显眼位置的异性，而这往往就是我所希冀的目标。此外，这些网站也充分考虑人与人之间择偶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的问题，一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潜在而未言明的法则（如门当户对）也作为算法出现在结果中。最终，我自以为是依赖于我自己的自主性挑选出来的伴侣，实际上都在看不见的算法规则的掌控中，无论我怎么变化我的浏览和条件设定，最终算法会以最便捷的方式将两个人联系起来，而这种联系还被电脑屏幕前的我视为我自己的自由意志的展现。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被高度数据化和解析的我，早已不是启蒙时代的那个信心十足的主体，而是一个按照既定的行为模式完成配对的行动者(agent)；在拉图尔的社会行动网络中，实际上这种行为者仅仅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行动元(actant)而已。启蒙时代曾经许诺的让人类成为理性自律且拥有自由意志的主体，在今天已经变成了另一番景象：算法治理按照社会行动网络中最有效、最便捷、最稳定的原则安排了最佳的行动图绘(profiling)，同时它需要做的是让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会媒体的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决定。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 Andreas Bernard, The Triumnph of Profiling: The Self in Digital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2019, p. 3.
②[德]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微粒社会：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模式》，黄昆、夏柯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VI-VI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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