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福柯强调的那样，在理性启蒙的时代，也生产出了属于那个时代的疯癫；同样，在亚当·斯密那里，对大西洋自由贸易的推崇，也滋生了加勒比海上横行的海盗以及丑恶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任何新的格局和体制的建立，必然会生产出与之相对应的残余物。那么，被视为算无遗策的算法治理是否存在着裂隙，能让我们像德勒兹所说的那样，实现解域化的逃逸？尽管鲁夫罗伊强调在算法时代已经没有了潜在性，算法已经将权力监控的能量灌注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中，我们只能如同滚筒中的仓鼠一样不断徒劳地奔跑。
这是一种新神圣人(HomoSacer)，一种专属于算法治理时代的神圣人。神圣人的概念，最初来自罗马法。在1995年的《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一书中，阿甘本以这个概念作为分析生命政治的起点。因为阿甘本通过对罗马法的分析，发现在国家至高权力的统治之下，拥有一种对生命的裁量权。一种生命被纳人治理装置之中，这就是我们被档案化和数据化的治理技术所管制的生命。另一种生命则被排斥了，成了飘浮不定（precarious）的生命，在进行人口统计和建立数据档案的时候，它们作为不可数据化和不可计算的元素没有被纳人治理机制当中。也就是说，世界上的生命，相对于算法治理的机制，总存在着一定的剩余物，这些剩余物构成了不定的成分，他们并不是治理机制，尤其是建立在国家基础上的治理机制的适宜对象，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构成了算法治理时代的赤裸生命或新神圣人。阿甘本强调说：“原初政治元素不是简单的自然生命，而是暴露在死亡面前的生命(赤裸生命或神圣生命)。”①因此，如果在今天需要对算法治理进行政治性反思，我们就必须思考，什么是今天的新神圣人。
第八章 数字生命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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