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可说性到可数字化
1916年7月，本雅明在写给马丁·布伯的一封信中曾说道，“要彻底消灭语言中的不可言说的东西”。本雅明在这里提到的不可言说的东西(the unsayable)，实际上指向了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可说之物（the sayable）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可说之物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基本的二分，即词与物、概念与现象、能指与所指、符号与意义的二分，我们可以轻易地将一朵花视为属于物的世界或现象世界的东西，而将一般性的“花”的概念看成是词的世界或概念世界中的东西。但更为重要的不是这个二分，而是词与物、概念与现象这两个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隐秘的关联，我们可以将这种关联视为映射关系和对应关系。譬如，当我们说“花”这个词的时候，一定会让我们联想到物的世界中的某个对应的可以被称呼为花的东西，例如眼前的这一朵梅花，凌霜傲雪，暗香浮动。这种能指和所指、词与物之间的对应关系，保证了两个彼此分开的世界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从而保证了世界的统一性。这就是为什么最初的哲学是本体论（onto-logie)的原因。本体论不是纯粹对物的世界或实体（on）的探究，也不是对纯粹的词语和概念世界或逻各斯（logos）的研究，因为本体论从一开始就是研究本体与逻各斯的关联，即在逻各斯下被言说的本体或实在。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就提到柏拉图主义的关键就是建立起理念与事物之间的关联。亚里士多德说：“由于分有，众多和理念同名的事物才得以存在。”①这样，在古希腊的本体论中，实体与逻各斯、物与词语的对应关系就建立了起来，而这些对应关系最终被归结为理念(Idea)。
第十一章数字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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