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本雅明精神衣钵的传承者，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显然也接受了本雅明的理念的聚阵的概念，不过，他更希望将这个概念与古代希腊化时期的斯多葛学派的一个重要概念——可说之物（lekton）——联系起来。斯多葛学派承袭了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的区分，柏拉图很明确地感受到，在词与物、概念与实在之外，还存在着第三样东西，对于第三样东西，柏拉图给出了一个名称kora，kora是一个空洞的空间，它是一个虚无的架构，但是物体和现象只有进入到kora这个空间之后，才能与词语和概念形成对应关系，即形成所谓的本体-逻辑(onto-logie)。正是这个空洞的空间，即kora，在后世的斯多葛学派那里，被称为可说性（lekton)。在《蒂迈欧篇》的柏拉图，以及后来的斯多葛学派看来，过程实际上这样的：纯粹的现象和实在，一开始无法与我们的知识和语言建立起有效的关联，如果需要建立关联，必须让现象和实在进入kora或lekton之中，成为与概念对应的可说之物。所以，阿甘本指出：“为了这个目的，恢复柏拉图的态度，所以斯多葛主义为他们的意义理论加上了可说性’(lekton)。从玫瑰’一词和玫瑰’的概念，可以指向个别的现存的玫瑰，我们需要假定玫瑰的观念，即纯粹可说性上的玫瑰，即它的诞生’。”①也就是说，自然现象或纯粹实在，并不是直接可以被我们言说的对象，我们需要通过kora或者可说性，或者本雅明意义上的聚阵，让其在这个平台上变成可说之物，从而才能变成与我们言说的词语和概念一一对应的对象。换句话说，这个过程是，人类在语言诞生的过程中产生了这种可说性的机制，让不可言说的纯粹现象变成了可说之物，然后，才能在人类的语言中交流，成为我们互相言说的对象。从纯粹世界中的实在到逻各斯之下的可说之物，才是人类语言最大的奥秘。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德]本雅明：《徳国悲苦剧的起源》，李双志、苏伟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②[德]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炳钧、杨劲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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