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从赫拉利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赫拉利并不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是所有人的敌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可能进一步强化了现存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但是一部分处于高端的精英阶层因此而获利，他们获得了更长的寿命，更完备的知识能力和体能，更丰富的经验，更协调的身体与机器的关系。不过，长期起来人们围绕人工智能的争论往往陷入一个误区，即人工智能的诞生，在不久的未来会反过来凌驾于人之上，这种趋势进一步被新闻媒体、大众读物、电影和艺术作品，甚至电子游戏所夸大。一些并非真正研究人工智能的专家宣布，如果要避免陷入这种悲惨的境地，避免人彻底地沦为人工智能的奴隶，就需要为人工智能立法，甚至有人主张直接将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无上尊重写入人工智能代码之中。且不说今天的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已经将人为编写的代码对人工智能的限定作用降低到了一个比较次要的水平上，即便人工智能带有“绝对不能伤害人”“绝对不能奴役人”的代码，难道不会出现像在美剧《西部世界》中谈过的冥想程序，让绝对遵从人类编码指令的人工智能觉醒吗？在许多人工智能的从业者看来，这些看似言之凿凿的论断，实际上都出自对新技术无比恐慌的“卢德分子”①(Luddites)，他们将人工智能技术直接置于人类生存的对立面，认为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无限度的发展，最终带来的就是人类的毁灭，这种情绪让很多“卢德分子”保持了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坚决抵制。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卢德分子的概念最开始并不是产生于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时代，相反，这个概念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卢德运动有关。1811年，英国的诺丁汉郡出于竞争需要，改善了原来的生产机器系统，增加了产量，也压低了纺织品的价格，迫使采用原先设备进行生产的纺织厂破产，也使得纺织业工人大量失业。于是，一些纺织工人秘密集合起来，打着“卢德将军”的旗号，捣毁诺丁汉郡的机器，尤其是先进的织袜机。1812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保障治安法案》，对发动“卢德运动”的工人进行残酷镇压。后来，“卢德运动”被广泛地指代捣毁机器的运动。在人工智能时代，“卢德运动”和“卢德分子”被用来描述那些坚定地抵制数字技术、通信技术、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人，人工智能时代的“卢德分子”已经不分阶层，既包括最底层的没有太多文化的民众，也包括故步自封的政客、媒体人、人文学者，甚至也不乏一些坚持传统科学的理工类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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