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社会主义的第一次邂逅就这样结束了。许多人将阿连德政府的失败直接归咎于“赛博协同工程”，并认为不能任由人工智能来实现计划的统筹和决策。正如艾登·梅迪纳（EdenMedina）看到的那样，阿连德和比尔的“赛博协同工程”实际上是一个很不成熟的产品，他们并没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机和信息处理设备，他们创造的中心计算机处理信息的效率十分低下，实际上根本无法满足智利全国的国民经济的总信息量；由于信息量有限，智利国民经济系统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达到随机性和或然性的熵减，相反，处于高度的不稳定状态，这也是阿连德政府和比尔等人的失败之处。②尽管阿连德和比尔的实验失败了，但是，为后人的研究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这个案例可以让后来的左翼思想家和工程师们，能够在阿连德和比尔等人成就的基础上继续思考控制论、人工智能技术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正如今天的技术加速主义倡导者阿列克斯·威廉姆斯和尼克·斯尔尼塞克对阿连德和比尔的实验所给出的十分公允的评价：“智利的赛博协同工程’就是这种实验态度的象征—将控制论技术与复杂的经济模型，以及民主平台融合起来，在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上是典范性的。…这些实验最终都没有获得成功，这归咎于早期控制论学者操作时面对的政治限制和技术局限。”①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 Eden Medina, Cybernetic Revolutionaries: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n Allende's Chil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11, p. 16.
② Eden Medina, Cybernetic Revolutionaries :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n Allende's Chil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11, p.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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