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对具体生命的抽象化，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有两条路径，而不是一条路径。第一条路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来说，已经非常熟悉，即政治经济学的路径。第二条路径，就是福柯提出的生命政治学的路径。这两条路径实际上是彼此平行的，两条路径共同构成了从古典时代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过渡。
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如亚当·斯密就已经看到了一种抽离于具体生命的抽象劳动概念，即可以被量化和计算的劳动：“等量劳动，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对于劳动者都可以说有同等的价值。如果劳动者都具有一般的精力和熟练与技巧程度，那么在劳动时，就必然牺牲等量的安乐、自由与幸福。他们所购得货物不论多少，总是等于他所付出的代价。………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知识商品的名义价格。”①更重要的是，斯密不仅仅看到了这种可以计算的等量劳动，而且也看到了这种等量劳动在整个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等量劳动外表的价格，不仅仅是一个市场上的计量单位，它也架构了整个资本主义的市场，“货币却就在这情况下，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媒介，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①。斯密的逻辑，我们完全可以倒过来再叙述一遍，即一切货物倘若不通过货币这个媒介，它就无法交换，也无法在一切文明国商业中立足；于是，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命题完全可以置换为福柯式的生命政治学命题，在这个命题下，货币及其交换体系成为制约所有文明国（即资本主义国家）人口生命的一根准绳。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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