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上的贡献，尤其提到了他从等量劳动的概念出发来架构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秩序的观念：
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②
马克思所强调的劳动一般，就是斯密的等量的可以计算的劳动。劳动一般概念，被马克思直接视为现代经济学的起点，也正是在劳动一般概念的基础上，政治经济学才彻底摆脱了从具体规定性出发来谈论国民财富问题的状况，才真正第一次从抽象的形式化规律上探讨经济学的“自然”规律。不过，相对于亚当·斯密，马克思更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所谓的经济学的“自然”规律实际上是属于市民社会时代的产物，它是在具体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从具体社会存在所面对的真实生活状态中产生出来的，而不是斯密或者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生产。马克思说：“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另一方面，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各种劳动组成的一个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对于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①
序曲
①[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一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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