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波义耳和霍布斯之争，并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如何面对自然和社会中的对象的问题，而是将对象撕裂为两种不同的对象。一种是自然对象。在以波义耳为代表的科学家那里，决定自然对象的是科学性的客观事实，它们需要在实验室树立的标准程序之下，将某个对象转化（translate）为一个科学的对象，并纳人现代科学体系的话语当中。而另一种，是社会或政治对象。霍布斯的对象更适合用政治或法律的范畴术语来把握，他认为我们更多地需要将对象视为一种社会联系。正如拉图尔所说：“利维坦仅仅是由公民所构成。简言之，除却社会联系，别无他物。或者说，多亏了霍布斯及其继承者，我们已经开始理解社会关系、权力、力量和社会的含义了。”①在拉图尔和夏平、谢弗等人看来，所谓的现代性的诞生是两套平行的体系：一套是坚持以自然为对象的科学体系，另一套是依赖于赤裸裸的利益算计的个体(naked calculating individual)所达成的契约而造就的社会或政治体系；一边是波义耳的空气泵，一边是霍布斯的利维坦；一边是试图摆脱人类社会污浊的纯粹自然，一边是完全依赖于公民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的连接。在现代性的意义上，真理既是一种完全脱离于人的社会性偏见的纯粹自然规律，也是一种基于各种算计而达成最终协议的人工产物(语言游戏)，这两套体系是一种并行不悖的关系。在拉图尔那里，这是一种对称性的人类学（碰巧，这也正是拉图尔影响力最大的《我们从未现代过》一书的副标题)；而在法国新一代哲学家昆汀·梅亚苏(QuentinMeillassoux)那里，这就是自然与人类本身的相关主义(correlationism)。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法]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刘鹏、安涅思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
②[美]夏平、谢弗：《利维坦与空气泵》，蔡佩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
③[美]夏平、谢弗：《利维坦与空气泵》，蔡佩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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