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拟-对象概念的产生，与法国独特的结构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经过列维-施特劳斯、拉康、罗兰·巴特等人的结构主义洗礼之后，整个社会过程和结构被视为一种无主体的过程。而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宣布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直接将从主体层面来把握自然和历史的可能性排除了。在结构主义的框架下，真正决定对象的，并不是那个被称为主体的东西，相反，对象的属性和内涵取决于它在一个具体的结构网络中的关系。例如，福柯将对象直接转化为一个话语构型（discursive formation）的结果。福柯曾以一本手中的书作为例子，进一步指出：
我手上这本作为对象的书，收缩在这个限定它的平行六面体当中，它的统一体是可变的和相对的：它只能通过话语域（lechamp de discours)来建构、指示，最终得到描述。①
福柯的意思是，所谓的对象根本不能独立存在，它依附于一种话语体系，福柯说：“每一种话语，依次建构出自己的对象，它一直会起作用，直到实现对象彻底的转变。”②这里的关键在于，和罗兰·巴特一样，福柯认为对象实际上是一种话语构型建构出来的，重要的不是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而是话语与对象的关系，对象与对象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只能在话语构型中来理解。这样，对象与一种抽象的话语构型或者话语布局（dispositif）构成了一种神秘性的对应关系，物-对象是在这种特殊的布局或构型中成为对象的。而后来的鲍德里亚的《物体系》(Le système des objets)实际上也正是秉承了福柯这种从话语或象征符号角度来架构物的方式，也就是说，真正的架构不是物的架构，物所形成的体系根本不是物自身的物质性或功能性的体系，而是一种符号性的体系，即福柯意义上的话语体系。鲍德里亚说：“我们所有的实践对象都关系到一个或多个结构元素，但与此同时，它们不断摆脱技术的架构，走向它们的第二重意义，摆脱技术体系，走向文化体系。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抽象’体系。”①鲍德里亚在这里批评了吉尔贝·西蒙东仅仅将对象看成是技术对象，而不是文化和符号的对象，从而为他重新从文化结构上来建立“对象体系”（即物体系）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他也与福柯一样认为，物只有在话语和符号构成的体系中才能成为具有某种意义和内涵的对象，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只有还原为话语和符号之间的意指关系(signification)才能成为一个对象的物体系。
第四章 数字对象
①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1. 1954 – 1975, Paris; Gallimard, 2001, p. 731.
②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I. 1954 - 1975, Paris: Gallimard, 2001, p. 739.
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