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欧洲各国经济发展的考察和对重农主义、重商主义的批判，斯密还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任何违反资本发展自然趋势的政策和理论，只能阻碍社会的发展。①他由此推论到，应取消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包括君主监督和指导私人产业的义务在内，听由经济的完全自由发展。这样一来，国家或君主的义务就只剩下保护国家和私人财产不受侵犯、维护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上述义务的适当履行，必须由一定的收入来保障。斯密由此提出，讨论君主或国家的必要费用即赋税，以及其中应有由全体社会成员承担的部分和某些特殊阶级或成员承担的部分；考察赋税的各种征收方式及它们各自的利弊；分析近代欧洲各国将赋税的一部分用以举债的原因，及其对社会真实财富，即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斯密围绕阐述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理论、政策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他看到了物质生产的基础性意义，即它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并从需要和劳动这两个物质生产中的基本范畴出发，以工场手工业劳动为经验事实，将一般劳动规定为财富的源泉和价值的本质②，逐步阐释了资产阶级社会中实际存在的事物本质及其发展过程。同样，他所论述的价值、货币、资本等范畴，也是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来的。也就是说，斯密所描述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是以经验描述的方式给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运行的合理性论证。上述哲学上的经验论方法，使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具有了解释现实世界的部分合理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重新建构政治经济学时肯定了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抽象到具体和实在的体系构建方式；虽然他最初介入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曾猛烈批判斯密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内在矛盾，诸如将私有财产当作不言自明的事实①，从分工到交换再到分工的循环论证②，没有说明分工和交换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原因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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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这样看来，任何一种学说，如要特别鼓励特定产业，违反自然趋势，把社会上过大一部分资本拉入这种产业，或要限制特定产业…那只能阻碍，而不能促进社会走向富强的发展；只能减少，而不能增加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253.)
②“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个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劳动，最大部分却须仰给于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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