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经验论方法外，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还有着鲜明的道德哲学色彩。按照当时苏格兰社会中关于学科的划分，以及在斯密的整个学术思想体系中，神学、伦理、法学和政治学共同构成了“道德哲学”这一学科④，政治经济学只是政治学的一部分。斯密最初的设想是通过研究整个道德哲学，即从最高层面探讨社会全体成员为更好地生活所形成的且必须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来揭示作为自然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的本性，以及他们生活的最终目的、过程和形态。秉承霍布斯利己主义人性论和孟德斯鸠“私利即公益”理论，斯密把私人利益视为人们从事包括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等在内的一切社会行为的出发点，并用“自爱”(Self-Love)来定义这种基于私人利益的利己主义。“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主要关心自己。”⑤在“自爱”的引导下，个人出于迷恋发明、改良和革新的本能，出于实现和维护其社会地位的需要，而沉湎于对财富的追求。与此同时，“道德情操”（moralsentiments)，即可以判断克制私人利益的能力，又使个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特别是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从而使个人为了建立一个有必要的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而有规律地活动。更为重要的是，普遍利益即私人利益的总体，是以私人利益为基础的，人们对私人利益的追求会在“看不见的手”①的指引下促进社会繁荣。斯密所构建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以上述论述为前提的。
第二章“原本批判”的新思路及哲学方法
①“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5.）
②“十分有趣的是斯密做的循环论证。为了说明分工，他假定有交换。但是为了使交换成为可能，他就以分工、以人的活动的差异为前提。他把问题置于原始状态，因而未解决问题。”(MEGA2，IV/2，1981：336.)
③“关于分工的本质劳动一旦被承认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分工就自然不得不被理解为财富生产的一个主要动力，就是说，关于作为类活动的人的活动这种异化的和外化的形式，国民经济学家们讲得极不明确并且自相矛盾。……断言分工和交换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不外是断言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国民经济学家不能证明这个论断而我们则愿意替他证明。分工和交换是私有财产的形式，这一情况恰恰包含着双重证明：一方面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分工和交换是这样的两个现象，国民经济学家在考察它们时夸耀自己的科学的社会性，同时也无意中说出了他的科学所包含的矛盾，即依靠非社会的特殊利益来论证社会。”(同①237-241.)
④事实上，马克思很早已经意识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法、道德和政治批判之间的关系，并“打算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同①111)。
⑤斯密.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全集：第1卷.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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