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密看来，资本的上述用途是有着先后顺序的，它们从社会大的分工来说分别对应着农业、工业和贸易。这就是说，按照资本发展的自然趋势，应当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对外贸易，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然而，这个顺序在当时欧洲各国却极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自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各国出现了一种“反自然的退化的顺序”：国外贸易引起精制造业或适于远地销售的制造业的发展，这两者又共同推动农业大改良。这导致一些欧洲国家采取的政策，或是鼓励农村的产业，即农业；或是鼓励城市的产业，即工艺、制造业和商业。这些政策的实施，可能最初起因于维护特殊阶级的利益；虽然它们在被制定时不曾考虑这些政策对社会全体成员福利的影响，但实际上引起了两个极不相同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即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这两种理论都是错误的，前者将农业视作“唯一”的生产部门，否认其他部门的生产；后者则把金属货币看作财富，从而将贸易顺差视为国家致富的源泉。只有发展和提高劳动生产力，增加资本积累，才能从根本上使国家致富。由此可见，斯密是以理论史批判的方式来进一步论证其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正确性的。
第二章“原本批判”的新思路及哲学方法
①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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