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史的维度来看，孤立的个人是18世纪以鲁滨逊故事为代表的普遍人性预言的具体表现。这类故事决不是对人类过度文明的反思和批判，从而重新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而是单个的人在16世纪封建社会向18世纪资产阶级社会的过渡过程中，竭力摆脱自然状态的诉求的表现。这样的个人不是像斯密、李嘉图和卢梭基于人性观念理解的那样，由自然造成的历史的起点，而是历史的结果，即封建社会形式解体和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若进一步往前追溯历史，结论也是如此。孤立的个人根本不可能在社会关系之外进行物质生产，个人始终表现为非独立和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从最初的家庭到由其扩大而来的氏族，再到氏族之间融合和冲突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社会关系始终作为个人的内在规定而存在。只有到了18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时期，各种社会关系才成为个人外在必然性的表现，成为实现其私人目的和利益的手段。在此似乎有一个矛盾和不合理的现象：产生孤立的个人这个观点的时代，却是迄今为止具有最发达社会关系的资产阶级社会时期。“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①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上述不合理现象是可以被理解的。18世纪的人们正处于从圈地运动到产业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这里有大量凭借货币关系获取私人利益、试图成为独立个体的个人。只要个人尽量凭借货币的力量支配产品，他们就会从社会中独立出来。也就是说，个人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支配此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种情况下，18世纪的思想家一般都把从政治共同体向市民社会发展步骤中产生出来的历史的近代人，表述为脱离历史和现实的生来享有自由、平等、财产和人身安全等权利的“自然人”。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不是从历史而是从自然中产生”的“错觉”是每个新时代都具有的特征。到了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被资本所统摄并完全被确立起来，个人完全内化于其中，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附属物和承担者，而不再是它的支配者。此时，作为19世纪经济学家的蒲鲁东再郑重其事地将18世纪的自然人性论引入到他所谓的社会经济学中，采用编排神话的方式将包含着从事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个人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社会比作“普罗米修斯”，并以此来说明他根本就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必然是枯燥乏味的陈词滥调了。
第二章“原本批判”的新思路及哲学方法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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