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从自由时间中看到了平衡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进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可能：“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人的自然存在所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基础。”①然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社会的自由时间是靠工人的非自由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即超过维持其自身生存所需的劳动时间而延长的劳动时间产生的。本来可以用作平衡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关系的自由时间，却被一切不劳动阶级和资本家占有了。②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不仅创造了这些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而且还决定了他们的发展范围。一方的自由发展的基础在于另一方的全部时间和发展空间被用于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也就是说，一部分人的能力发展以完全限制另一部分人的能力发展为基础，这显然是一种对抗。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之前的一切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正是建立在这种对抗的基础上。因此，让自由时间复归其真正创造者，结束上述对抗，是人类文明和社会未来发展的必要条件。
秉承上述思路，马克思最终在《资本论》中将工作日的缩短作为从“必然王国”转向“自由王国”的根本条件。在认识到对抗性的前提下，他重点论证物质生产，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具有的相对文明的一面。同奴隶制和农奴制相比，资本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都有利于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从而为更高级的社会形式所需的各种要素的形成创造条件。资本主义生产能够使社会发展进入这样一个阶段：（1）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发展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的对抗性现象将被消灭；(2)一些新的关系的物质条件和萌芽将被创造出来，这些关系在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中使剩余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结合起来。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15.
②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为个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因而也为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创造广阔余地)，这样创造的非劳动时间，从资本的立场来看，和过去的一切阶段一样，表现为少数人的非劳动时间，自由时间。资本还添加了这样一点：它采用技艺和科学的一切手段，来增加群众的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财富直接在于占有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直接目的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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