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运用黑格尔逻辑学和辩证法“加工”政治经济学材料之后，为了澄清可能给读者造成的照搬黑格尔的误解，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的部分最终成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经问世，便授意恩格斯以书评的形式对其研究方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别和联系，做了明确的说明。这些充分的准备工作依然无法阻止各种非难和误解的产生。于是，马克思在再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时专门谈到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区别和联系。
毫无疑问，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分属科学理论创作的不同阶段，彼此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分离。这两种方法的区别是形式上的，因为它们在形式上都统一于实际的科学认识过程。我们既不能否认它们之间有着某种不可分割的内在同一性，也决不能只看到统一而漠视形式上的差别。通常而言，研究方法的要素和过程如下：充分占有材料→分析研究对象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它们的内在联系。反映在“1857—1858年手稿”中，就是从各种经济现象推进到它们所表征的社会关系及其内在联系。作为适当叙述现实的运动，叙述方法反映出来的是材料的“现实运动”。当材料的“生命”观念地反映出来的时候，理论就有可能面临被误解为“先验的结构”的危险。马克思对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关系的“后知后觉”，最终使得“1857—1858年手稿”呈现出研究过程与叙述过程交织即相互作用的景象。
第二章“原本批判”的新思路及哲学方法
①这种争议随着《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正式问世凸显出来。以孚赫、杜林等人为代表的反对者，指责马克思的方法直接照搬黑格尔辩证法，只是“黑格尔式诡辩”。考夫曼为了回击这些非难，特意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做了研究方法(实在论）和叙述方法(德国辩证法)的区分。马克思显然不会同意这两类观点。
②“对这种见解中的唯物主义的种种非难。同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关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对其所做研究的新唯物主义性质及其完成的双重超越超越唯心主义和唯灵主义的对立、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对立做了说明。鉴于此，他此后未再专门解释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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