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其实质而言，蒲鲁东把劳动时间当成价值尺度得出平等的结论是一种没有事实根据的假说。以麻布、呢绒为例，它们本身都包含着一定的劳动量，这些劳动量不会随着制造上述产品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地位的变化而变动。同样，假定生产麻布、呢绒所需的劳动量是相等的，那么它们之间就是等价交换，这种交换也不会改变产品制造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当呢绒和麻布进行交换的时候，呢绒的生产者就会在麻布上恰好占有他们以前在呢绒中所占有的那一份。这也就意味着平等分配在交换之前就是可以存在的。因此，蒲鲁东所认为的由劳动时间来衡量交换价值的产品，以及它们的交换会使生产者获得均等报酬，这种说法就是用平等来证明平等的循环假设。
更为重要的是，把劳动时间当作价值尺度决不意味着每个劳动日都是相等的。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只有竞争才是各种不同劳动日的尺度。尽管竞争可以决定着一个复杂的劳动日包含多少简单劳动日，即复杂劳动日可以化为倍加的简单劳动日，但是，这不能代表简单劳动可以成为价值尺度。在马克思看来，将复杂劳动日化为一定数额的简单劳动日与蒲鲁东的任何劳动日都是相等的说法，在实质上是一回事，它们都是在用一种换算方式或比例公式把不同质的劳动等同起来，从而忽视了不同劳动在现实中质的差异。这样做的实质是在假定简单劳动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生产活动的枢纽，其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由于极端的分工和机器的普遍使用，不同的劳动逐渐趋向一致；劳动把它的主体即人置于次要地位，钟表成了两个工人相对活动的尺度；在一切生产活动中，时间就是一切，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正如后马克思时代的一些学者所言，工业革命的标志不是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而是钟表成为一切生产行为的尺度。这种劳动的量化和平均化不是蒲鲁东所说的永恒平等的体现，而是现代工业生产的真实写照。用劳动时间来衡量交换价值非但不能使无产阶级获得蒲鲁东所期许的报酬均等，反而使他们彻底沦为现代工业的奴隶。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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