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早期货币数量论的发展史，是马克思最为熟悉不过的了。①若把这个历史过程从头到尾梳理下来，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就会纳入进来，显然不利于核心思想观点的直接表述。于是，马克思在笔记本VII中对早期货币数量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休谟、李嘉图和詹姆斯·穆勒的观点，以及英国银行学派和货币学派围绕李嘉图货币数量论的争论做了摘录和少量的评述，而绝大部分的评述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完成的。
正如斯图亚特所总结的那样，休谟（包括洛克和孟德斯鸠在内）的货币数量论可以归结为以下三条原理：(1)一国中商品的价格决定于该国的货币量；(2）一国中流通的货币代表该国内所有的商品（和劳动），后者按照前者数量的增加或减少而有多有少；(3)商品的价格会随着商品增加而降低，随着货币增加而提高。②马克思后来对此评论说，流通手段量决定于商品价格，而不是相反。随着商品的价值尺度发生变动，也就是商品交换价值借以表现为价格的贵金属即货币材料的价值提高或降低，商品的价格就提高或降低，从而引起较多或较少的贵金属作为铸币来流通。商品的价格在它的交换价值不变时随着流通手段量的增减而变化，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表面现象。可见，只有假定货币材料的价值保持一定，才能对流通手段量和商品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做科学的研究。从根本上来说，休谟完全没有按照上述前提进行论证，而是恰好相反地考察了贵金属自身的价值发生大变动的时代，即美洲矿山发现后随着金属货币量增加同时发生的商品价格提高的时期。除此之外，还有历史材料的使用“错位”。休谟的追随者们经常援引的古罗马帝国征服扩张引起的商品价格上涨现象，并不属于货币流通内在规律起作用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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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关于价格决定于流通手段量的学说，最初是洛克提出的，1711年10月19日的《旁观者》复述了这一学说，休谟和孟德斯鸠把它发展了并作了优雅的表述；李嘉图在它的基础上从形式上把它推到了极端，劳埃德、托伦斯上校等人则把这一学说连同它所有的荒谬之处实际应用于银行业等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85.]
② James Steuart.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Dublin, 1770：39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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