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现形式上来看，流通中的差别不过是货币和商品的差别，而且这种差别又在流通中不断地消失。正如交换价值是社会存在一样，平等在这里也表现为社会产物。货币作为实现了的交换价值，从而货币制度作为发达的交换价值制度，实际上只能是这种平等和自由制度的实现。马克思指出，在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过程中，对于个人而言，一切商品作为交换价值都表现为无差别的一般社会劳动的对象化，而他们本人作为货币的占有者则表现为社会过程的地位和身价都相等的执行者。因此，不仅自由和平等是在交换价值过程中得到证明和肯定，而且交换价值过程是它们的生产基础和现实基础。换句话说，作为纯粹观念的自由和平等，只是交换价值过程及其各要素的一种理想化表现；而作为具体实在即已经实现了的自由和平等，不管它是在具体法律、政治或经济上，还是总的社会关系上发展起来的，都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再生物而已。
上述情况不仅在逻辑上被论证出来，而且也为历史所证实。其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所有权、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体”，它正是建立在上述情况之上的，并且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最终得以实现。这种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是古代的自由和平等的反面。后者的内容主要是地方性的，它恰好不是以发展了的交换价值为基础，反而因此毁灭。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所要求的生产关系在古代世界和中世纪都没有实现。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是生产一般交换价值的劳动，而古代世界的基础只是直接的强制劳动，中世纪的基础是服从于同业公会的特殊化劳动。与此同时，不可否认后两种劳动之于前一种劳动的作用。简单流通中的要素在古代世界的自由民范围内得到发展，例如，进行交换的个人的各种规定即法人，在罗马法中已经得到了阐释。就其基本规定来说，罗马法虽然与交换尚不发达的社会状态相适应，但它首先为了和中世纪相对抗而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社会的法的“先声”。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James Steuart.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Dublin, 1770：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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