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交换价值作为历史的前提，决不是产生于个人的意志和个人的自然存在；相反，它已经使个人完全成为由社会决定的人。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整个生产中，个人只有作为交换价值的生产者才能存在，这同时已经包含着对个人的自然存在的否定。此外，分工等作为交换过程的前提，又使得个人在它们中所处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交换者关系。
其二，在交换价值基础上实现的生产关系的较高级形式，决不会只停留在只存在形式差别的简单规定性上。正是由于忽略了上述情况，蒲鲁东主义者通过回到“最初的”和“真正的”交换价值来实现自由和平等的做法，只能是一种虔诚而愚蠢的幻想；尽管他们对资产阶级自由和平等制度的矛盾（工资和资本的对立）已经有所察觉。也正是同样的原因，经济和谐论者才做出只停留在最简单经济关系上的平庸论证和儿戏般的抽象①，甚至还忽略了早在交换价值和货币的简单规定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工资和资本的对立。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蒲鲁东主义和经济和谐论的批判，马克思开始对他的整个思路从货币的纯粹形式上考察它所表征的社会生产关系，进而评判资产阶级自由和平等的得失，以找寻实现真正的自由个性的路径做进一步反思。诚然，这种做法具有合理性和说服力的一面。但是，它没有同发展程度较高的生产关系和更为复杂的规定联系起来，不易于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内在的对立，反而会被他人利用这一做法，将这些内在的对立掩盖起来。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资产阶级民主派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后者至少是前后一贯的，以致他们会后退到交换价值的和交换的更简单的规定上去）更多地求助于这种简单的货币关系，来为现存的经济关系辩护。”②这也就能够解释马克思为什么在《资本论》中最终放弃了上述做法。当然，这种放弃也决不意味着马克思此时的货币关系说毫无价值；相反，它足以成为表征马克思哲学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这实际上是断言，并且是通过抽掉社会生产过程比较发达的领域即比较发达的经济关系的特殊形式的办法来证明，一切经济关系都不过是简单交换即商品交换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所有权、自由和平等这些规定的始终不变的关系的各种不同名称而已。”(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63.)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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