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形式下，个人关心土地所有权、从事生产的目的不在于如何实现财富（Reichtum）最大化，而在于如何建立最理想化的共同体并造就最好的共同体成员。从生产的目的来看，古代社会的观点似乎要比近代市民社会的理论崇高得多，前者把人（的发展）看成是生产的目的，后者则将财富看作以生产为直接目的的人的最终目的。但是，如果单从财富的真正本质在普遍交往中实现人的普遍的全面发展的对象及方式②来审视古代人和近代人的观点，就会发现它们都存在局限性：前者追求的只是其所处的共同体成员的发展（例如，在古罗马社会中生产的目的是使其公民拥有更多的特权，奴隶是被排除在外的)，不是人的普遍的全面发展；后者则是在财富的全面异化下，把人的内在本质完全空虚化。因此，要研究的问题应该是，什么样的所有权能够以实现人的普遍性与全面性发展为目的的财富的最大化，最理想化的所有权形式是什么?换句话说，所有权的起源或最初形式到底是什么?
探究所有权的起源必然要涉及蒲鲁东的理论，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将所有权的起源归为保障信用制度、维系家庭和财产平均分配等非经济因素，以及把土地所有权笼统地说成是所有权最初形式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蒲鲁东讨论的只是土地所有权而已，这种所有权体现的是作为劳动主体的个人对土地这一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个人凭借劳动占有土地，而是占有土地作为个人劳动的前提条件而存在，并且个人占有土地是以共同体成员的身份为前提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正像劳动的主体是自然的个人，是自然存在一样，他的劳动的第一个客观条件表现为自然，土地，表现为他的无机体；他本身不但是有机体，而且还是这种作为主体的无机自然。这种条件不是他的产物，而是预先存在的；作为他身外的自然存在，是他的前提。”①因此，不能简单地就把土地所有权归结为所有权的最初形式。马克思还推论：既然蒲鲁东认为一切所有权都是在具有非经济起源的土地所有权的范例上建立起来的，那么作为资产阶级所有权形式的资本与雇佣劳动在他那里自然也会被“扣上”非经济起源的“罪名”。资产阶级所有权的形成是以一个历史过程为前提的，蒲鲁东所说的所有权的非经济起源，“无非就是资产阶级经济的历史起源，即在政治经济学各种范畴中得到理论或观念表现的那些生产形式的历史起源”②。要言之，作为经济范畴的所有权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产物。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8-479.
②“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9-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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