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者的一切旧的固定依赖关系的解体；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依赖；生产者私人利益完全隔离；社会分工。由此可见，这种交换所表征的不是概念的“生成”过程，而是一种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必然关系，即个人必须先将其全部产品和活动都转化为交换价值和货币，再通过这种物的形式取得并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这种交换表现为一切产品、能力和活动都用货币来计量。此时，这个“行情表”不仅意味着物的社会性脱离人而独立，而且还意味着整个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对于全部个人都是异己的，即全面的异化。
在马克思看来，全面异化本身的发展就“孕育着”消除它的可能性。随着这种异化的发展，世界市场和货币关系互利共生，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同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相互独立一起增长，这种矛盾的增长进而导致经济危机。人们去消除经济危机就是在试图消除全面的异化。另一方面，在“现有基地”上并不会消除异己性，但它们带来的各种关系和联系本身包含着消除“旧基地”的可能性。在全面异化的基础上，商业活动又使这些物重新从属于个人，个人的独立性不断增强。个人都可以通过“行情表”等来获知其他个人的交换活动和生产活动的情况，并力求使自己的上述活动与之相适应。这种对普遍的交换和生产的情况的了解，即一种“比较”，不仅使单个个人与其他个人发生联系“比较”取代实际的共同性和普遍性，还对供求关系产生实际影响。“单个人与一切人发生联系，但同时这种联系又不以单个人为转移，这种情况甚至发展到这样的高度，以致这种联系的形成同时已经包含着超越它自身的条件。”①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的独立性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和前述观点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毫无疑问，个人在创造出自己的社会联系之前，根本无法将由物的依赖性实现的个人的联系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形态来看，在不发达的形态上表现为人的限制性，即个人受他人限制的那种规定性；在发达的形态上则表现为物的限制性，即个人受不以其为转移并独立存在的关系的限制。这两种限制都属于个人自己的人的规定性。个人在发达的形态上虽不能摆脱人的规定性，但可以克服外部关系或条件。然而，这些外部关系或条件终究不是“依赖关系”的关系，反而使“依赖关系”成为普遍的形式。除个别的个人偶然“战胜”这些外部关系或条件以外，其他大量的个人仍旧受它们控制。只有属于一个阶级或联合体等的每个个人，作为全体来消灭这些外部关系或条件，才能真正地克服它们，从而真正建立起“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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