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反思与批判不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时，马克思还对包括价值、分工、货币、信贷等在内的重要的经济学范畴，以及对比这些范畴在不同经济学家那里不同意义的方式，做了集中的考察。以价值这个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为例，马克思先是摘录了斯密、斯卡尔培克和萨伊关于价值的不同看法，然后在摘录李嘉图著作时写下了这样的评注：“李嘉图在价值规定中只抓住生产费用，萨伊只抓住效用（有用性)。在萨伊那里，竞争代表生产费用。”①当马克思注意到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也有关于类似主题的评述时，他又将这部分内容摘录了下来。正是对价值问题的不断追问和分析比较，才使得马克思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不断深入，从全面否定到放弃否定再到肯定吸收，进而为自己的价值学说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无独有偶，马克思写作《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也是由现实问题引人的。承接《巴黎笔记》中的《毕莱笔记》的内容，马克思继续关注资产阶级社会中英法工人的贫困问题，并在摘录西斯蒙第著作时回到了考察劳动阶级贫困现状的主题。通过摘录和对比萨伊《民族与个人的富裕和贫困的主要根源》、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尚博朗《论贫困，古代和今天的状况》和巴格蒙特《基督教的政治经济学，对法国和欧洲贫困性质和原因的考察及缓和与防御的对策》等，马克思得出两个重要结论：其一，特定的时代具有特定的规定性，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贫困问题带有异质性，如基督教经济学面对的是欧洲中世纪的贫困问题，而呈现给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则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贫困问题。其二，不同的阶级立场决定着研究者对贫困问题的不同态度与判断，萨伊、西斯蒙第和毕莱就是分别从资产阶级、小生产者与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理解贫困问题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萌生出理解政治经济学说史、政治经济学不同体系乃至社会主义经济学思想的研究构想，而这成为他接下来摘录和研讨的重要课题。
同样，对现实中贫困问题的持续关注，加之蒲鲁东《贫困的哲学》被译作德文后在德国工人阶级中传播甚广并导致他们思想混乱，使得马克思断然与唯心主义的经济学及其最新体现者蒲鲁东决裂，“给只想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①。与前文带有手稿性质的著述稍有不同的是，马克思此时形成了自己新的哲学历史观，使得对蒲鲁东著作的摘录和评述成为表述其独立思想的佐证。具体而言，马克思是从“经济范畴只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社会形态必然依附于社会机体之上”“现实的个人是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等哲学观点出发，批判蒲鲁东的构成价值理论和经济矛盾的体系，进而推翻蒲鲁东关于工人运动和暴力革命无效性的错误论断，消除《贫困的哲学》对变革社会的现实运动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以批判蒲鲁东分工天命观为例，马克思是在充分认识到分工的实质(即私有财产条件下人的异化的类活动）、分工所表征的历史过程(部落所有制一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分工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过程与环节中的表现形式及作用、分工的后果和前景等的基础上，直接切中蒲鲁东分工理论的要害：一是将分工视作永恒范畴和永恒规律，用“分”的观念抹杀了分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呈现的质的差异；二是没有做任何实质上的创新，只是夸大了、重复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论述分工的好处时所得出的结论；三是用简单的观念或范畴来揭示分工产生有害结果的原因，人为地虚构出不同时代的分工之间的对立。②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MEGA2, IV/2, 1981: 11.
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