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马克思创作《伦敦笔记》的直接动因，则更为研究者所熟知，那就是1847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面对这一问题，马克思首先关注的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货币理论，摘录和对比了图克、泰勒、加尔涅、毕希、桑顿和斯密等人的著作，从他们的国家货币学和信贷政策中找寻经济危机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他注意到了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的蒲鲁东和格雷等这样的社会主义者，批判了他们通过货币和信用领域的改革来消除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危机的错误做法。货币不是永恒的和普遍的事物，而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它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下才具有了普遍性，进而奴役人并同人相对峙。蒲鲁东和格雷的错误缘于没有认识到货币的本质，他们根本不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是以货币制度的存在为基础的，同样，货币制度又以现有生产方式为基础”①。正因为这样，他们仅能认识到只有消除现行的货币体系并实行直接的产品交换，才能真正地实现人的自由；他们的认识只能局限于表面的流通领域，而不是作为本质的生产领域。蒲鲁东和格雷的做法是一种矛盾的幻想，他们既要消除资产阶级社会的货币体系，又要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为重要的是，直接的交换并没有改变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这个总的客观存在的阶级关系，其存在性本身就意味着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先在性，即掌握资本的资本家决定着工人的命运，资本也成为一种社会关系。正是社会财富普遍具有了资本的属性，才导致了资产阶级社会物质生产过程的根本性变化。由此，马克思得出了讨论资本生产过程的结论，而这恰恰是“1857—1858年手稿”的一个主题。
第一章“原本批判”旧有模式的延续与终结
①马克思.关于《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25-426.
②更为详细的论述可参见拙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86-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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