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主要方式还是从前提出发推导矛盾，或者直接呈现理论和现实之间的不相符，且这种方式是基于他此时已形成的新的哲学历史观的。例如，基于经济范畴只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这一根本性认识，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机器观时指出，要把机器置于历史视域中并结合现代大工业及作为其组织形式的自动工厂来考察，要将机器生产作为现代大工业的生产方式而非将机器本身视作永恒的经济范畴。蒲鲁东将作为“经济范畴”的“机器”界定为分工的“反题”和使被分散了的劳动重新归于统一的“合题”。而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机器大生产直到18世纪末才出现，机器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劳动的组合，而是劳动工具的集合。机器的真正发展过程是：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合成的工具→由人推动合成的工具→由自然力推动合成的工具→机器→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更为重要的是，机器即生产工具的积累不是分工的否定，与之相反，这两者是彼此不可分割的。而且，机器的应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工厂内部工人的职能，集结了资本，使人及其劳动进一步被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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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例如，蒲鲁东只是在交换价值已经产生的前提下论证交换价值的产生过程。由于满足人类各种需求所进行的不止一个人的生产就意味着分工已经存在，有了分工则意味着有了交换，因此，需求决定生产应该被扩展为这样的逻辑顺序：需求→生产=分工=交换→交换价值。“这样看来，本来一开头就可以假定有交换价值存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78.）而斯密很早就采用这种论述方式：“为了说明分工，他假定有交换。但是为了使交换成为可能，他又以分工和人的活动的差异为前提。他把问题置于原始状态，因而未解决问题。”(MEGA2，IV/2，1981：336.)又如，蒲鲁东一方面通过确定价值尺度推导出劳动者工资的平等，另一方面却把任何劳动日都是相等的即一定劳动量所创造的产品的价值都是相等的（这也就意味着劳动者的工资都是相等的)，当作既成事实来确定价值尺度。多么奇妙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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