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等价服务原则导向的是平等化与经济和谐，那么，一切扰乱等价服务的因素或事物都会导致过分的不平等即贫富的极端对立。巴师夏分析说，一切扰乱因素都源于对获取个人利益的无休止渴望，它使得人们只能通过更多的和更大的满足来应付过分的需求(欲望)。此时，作为满足和需要的中介环节的努力也会偏离方向。也就是说，祸害的首要根源是人们因判断上的弱点或激情的力量而产生的错误。当这种错误出现在个体身上即只具有道德性质时，其祸害程度仅局限于个体，通过思考、试验和共同负责就能有效地解决问题；而当它扩及全部社会成员即被系统化为社会性质时，其祸害程度非常之深，仅靠提高道德水平远不足以解决问题。不仅需要人的共同责任感的发挥，还依赖构成人的可完善性事物(智慧)，才能使人从错误过渡到产生福利的真理。
综上所述，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是建立在一种人性论假设基础上的，用简单的“正一反一合”的哲学方法将各种经济范畴重新组合起来，以证明经济规律的自然和谐即永恒性；再通过对人的本质的分析，将各种扰乱经济规律自由发挥的因素归因为人的需要的过分满足；最后，从道德领域中找到可完善性的智慧，以一种道德说教的方式来解决全部社会问题。这种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论断，在现实中于经济危机的解决而言毫无裨益，因而必然会遭到马克思的严厉批判。
(三)经济和谐论的非历史性与反历史性
秉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中的哲学历史观，马克思始终从社会生产关系的现实中去看待各种经济现象，将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视为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坚决批判将它们永恒化和超历史解释的各种做法，巴师夏的理论亦不例外。马克思首先对巴师夏做了追根溯源式的批判，直接指出后者是以凯里为依据的。马克思没有忽略凯里和巴师夏的理论贡献，他部分肯定了他们对当时绝大多数政治经济学家的超越。这种超越性表现为他们意识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历史性和暂时性，不是一味地模仿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罗列既有的经济学材料或扩充个别细节，而是从其各自所处的社会现实出发来看待各种经济现象，“并且必须在古典经济学家朴素地描绘生产关系的对抗的地方，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①。由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建立在否定封建制度的基础上，而是从内自生的，且它的生产力的空前自由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掩盖或缓和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因此，凯里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并形成经济和谐论是十分自然的。只是认识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不足以证实凯里经济和谐论的全部合理性。相反，凯里实际上犯了与古典政治经济家一样的错误，只是具体形式稍有不同：他将19世纪美国的社会生产关系视为社会生产和交往的永恒的正常关系，即资产阶级社会的天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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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巴师夏.经济和谐论.唐宗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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