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佣劳动制度的历史特点是不固定性，巴师夏的“历史结构”则正好相反。马克思据此做进一步追问：（1）在这一“历史结构”中，雇佣劳动制度的不固定性和工资的固定性是如何共存的?也就是说，如何从这种非固定化得出一个固定的结构呢?(2)既然雇佣劳动制度作为偶然性和稳定性的中间阶段，它是比联合体最初形式更好的形式，那么，如何对此做历史性说明呢?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关涉对资本和雇佣劳动、利润和工资现存关系的理解。马克思指出，巴师夏在具体阐释上述关系时承袭并改造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将工资看作雇佣劳动（而不是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物和与作为资本产物的利润相对立的事物，也就是说，雇佣劳动是与资本相对立的；他们强调工资的固定性和利润的不固定性（即资本风险），其意图在于使工人懂得无权分享利润并安于对资本家的从属地位。固定性只是工资和利润关系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工资的固定性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那里只是居于次要地位的辩护性论断。而巴师夏却认为，工资是与过去的劳动形式不同的（相对立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物，其对立面不是利润，而是劳动报酬的过去形式。固定性是产生雇佣劳动制度的历史基础，工资和利润又都是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物。因此，固定性也是产生利润及其所表征的全部现存关系的历史基础。这样看来，原本关于工资和利润关系的一个方面的陈腐思想，在巴师夏那里居然变成了整个这种关系的历史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工资在现实的生产关系中也是不固定的。事实上，在供求规律的决定作用下，在经济危机、造成雇佣劳动过剩的机器和调配劳动的分工的影响下，工资是处于变动的即提高或降低的状态的。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会否认这点。马克思认为，所谓工资的固定性，亦即工资最低额，是指工资在某种平均状况下所实现的一个相当的平均量；它主要是确保在利润下降甚至消失的情况下，能够继续支付工资以维持投入到生产中的劳动的某种平均连续性。工资的固定性所表征的现存关系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情况下，整个工人阶级只能靠工资生存，而单个工人在平均状况下就取得了为工资而劳动的固定性，这就实现了雇佣劳动的平均连续性。换句话说，雇佣劳动的平均连续性和工人工资的固定性，是一种“同义反复”，而不是巴师夏所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巴师夏没有正确揭示出工资固定性所表征的现存关系，只是在错误地陈述着上述“同义反复”。此外，他在阐述高度文明即资本发达社会状态下互助会成员收入更加固定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资本发达和收入更加固定也是一种“同义反复”，其所表征的现实是资本和雇佣劳动本身以及建立在它们之上的生产本身的发展。“换句话说，雇佣劳动普遍存在的前提是生产力的发展高于雇佣劳动出现以前的阶段，这一点谁会否认呢？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是以雇佣劳动造成的社会生产力的这一更高的发展为前提”①。由此可见，非历史性和反历史性、“同义反复”，决定着工资固定论是毫无意义的东西，也就不值得马克思再做任何评论了。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马克思.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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