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此外，贾维忽略了文化传统中不能还原为“思想”或真实命题的内容。他把行为主体同时创造和发现的客观意义联系仅仅局限于狭义上的认知解释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看，波普尔的第三世界模式就显得大有问题；因为，对于互动而言，文化知识指导行为的力量比理论的力量要重要得多。要么，把社会实体的地位和理论的地位相提并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无法解释清楚社会结构为何会铸造出行为动机。要么，科学理论模式注意到，描述意义、规范意义以及评价意义在日常理论当中是相互渗透的，因此不必过于认真；如果是这样的话，动机的协调就完全可以用第三世界的概念来加以阐明。但这个观点必然会对波普尔的第三世界观点进一步加以发展，而且是沿着这样的路线，即面对主观精神，社会规范实在的独立性并不在于，或从来都不是主要在于真实性所要求的自主性，而是在于价值和规范的应然特征。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即文化传统中的社会整合因素为何会被认为是知识体系，并和类似于真实性的有效性要求联系起来。
(c）最后，我认为，最容易觉察出来的薄弱环节在于，贾维的意见不允许把文化价值与价值在规范中的制度体现区别开来。制度应当从行为主体的沟通过程中形成，并在行为主体面前凝固成为客观的意义联系，这就和波普尔认为问题、理论和论据都源于认识过程是一样的。有了这样一种模式，我们尽管可以解释清楚社会实在的概念本质及其相对的独立性，但无法说明有效规范和现存制度的特殊阻力及强制特征。有了这种强制特征，社会结构才能和文化结构区别开来。贾维本人曾经注意到：“正确思想的地位不会受到普遍怀疑的威胁，但社会实在则不然，它面临着普遍不信任的危险，也就是说，它面临着广泛拒绝认真对待它的危险。”135因此，最好从帕森斯的角度把制度化的价值领域与飘摇不定的文化价值领域区别开来；因为后者并不具备和合法的行为规范一样的应然特征。
一、导论：对合理性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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