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人类学方法论。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的矛盾
这是人种学方法论短暂历史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区分不同心灵的关键所在。201人种学方法论者一方面强调，参与者的日常解释实践具有特定的渐进特征，另一方面又依据如下事实得出了方法论的结论：社会科学家根本就是参与者。他们对这两个方面的强调比他们所依赖的舒茨还要胜上一筹。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悖论，只要不把合作解释过程理解为一种以有效性要求为取向的沟通过程，我们就无法解决这个悖论。
互动每重复一次，交往行为者就对社会规范结构的表象刷新一次；但事实上，交往行为者是在尝试着一个又一个短暂而又充满问题的共识。由于一切超越语境约束的概念和行为取向每一次都必须重新加以商定，因此，特殊性的机会主义便战胜了普遍性，以至于行为在反复进行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连续性根本无法离开不同的语境。 202
由此可见，伽芬克尔和他的学生所感兴趣的，为何是日常交往实践以及相关的索引性表达（indexikalischeAusdrücke)的作用。单称名词，如“我”和“你”，“这里”和“现在”以及“这个”和“那个”，都出现在一些命题里，而这些命题的涵义随着语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要想理解这些表达所指涉的内容，就必须认识清楚具体的言语情境。解释者不是必须作为互动参与者，对言语者的语境事先有所了解，就是必须要求言语者把他的潜在前提表达清楚。为了满足这一要求，言语者必须用一定语境下的表达，比如，明确时间和地点，或给出其他特征，来代替索引性的表达。在日常交往中，部分说明语境的情况，消除对前提的误解等，这些都是很常见的。但它们所导致的是一种循环：任何一种新的解释本身都是依靠新的前提。言语的语境在日常交往过程中会逐步地显示出来，而决不会彻底地隐藏起来。伽芬克尔有理由强调，索引性的表达根本不会是“有序的”，因为依靠语境不是什么缺陷，而是我们规范运用语言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这样一种观点被伽芬克尔推向了极端，用于强调在解释过程中，除了解释性因素之外，还有有计划的和产生合作的创造性因素。这就表明，解释者与他的出发点之间存在着一种解释学的依附关系。
一、导论：对合理性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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