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的解释也局限于他要理解的社会语境，因为他们没有摆脱日常意识的客观主义趋向：
如果在这样一个基本的层面上，观察者识别行为的惟一途径在于进行详细的解释，那么，主体之间就无法严格论证对互动的描述因为不同个体的解释要想取得一致，必须通过商量确定一种共同的社会现实—同时也是因为这样的描述不能脱离语境。如果观察者用解释的方式来描述互动，那么，他就不得不建立一种基本的模式，并把它当作必要的语境（Kontext)，由此可见，情境(Situation）和行为“究竟意味着什么”；相反，同时又把这些情境和行为当作是一种必要的资源，用来确定语境“究竟意味着什么”。203
当然，一旦人种学方法学家着手构建社会科学理论，这种方法论批判也就会成为他们的问题。人种学方法学家对这一难题主要有三种反应：
第一种反应是把方法论批判推向极端，应用到自己身上。导致的结果就是解释科学不得不放弃提供理论知识。认识到对行为语境的解释是以参与和建构这个语境为前提的，这样只能使人们意识到悖论，而不能消除悖论。认识到研究实践必然具有一种自我关涉特征，这样并不能为脱离语境的知识铺平道路。因此，社会研究只能是众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理论工作和宗教以及艺术一样，是一种反思性的活动；理论研究对研究者从中汲取营养的解释过程详细加以探讨，这样做并不能使自身摆脱对语境的依赖。真实性要求的普遍性是一种表象；所谓真实性，一般就是常规性：
一、导论:对合理性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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