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3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国家机关是韦伯的社会合理化理论试图解释的现象。两个系统之间相互关联，但在西方社会彻底分化了开来，从而使得现代化得以发轫，并在自我调节下不断向前发展。韦伯之所以会把现代化描述成社会合理化，是因为资本主义企业遵守的是合理的经济行为，现代国家机关遵守的是合理的管理行为，总之，两者遵守的都是目的理性行为。但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在方法论意义上更加重要的方面不容忽视。因为韦伯主要是想用合理化过程的概念来解释目的理性行为的制度化。合理化过程在韦伯的解释结构中发挥的是示范作用，它所带来的是工具理性行为的曼延。在现代化发轫之际，主要有两个因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建立在职业伦理基础上的生活方式(经营者和国家公务员）以及形式法的组织手段。就其形式而言，两者依据的是同样的意识结构：后传统主义的法律观念和道德观念。现代法律观念集中体现在理性自然法当中，经过一般的法学、法官培训，具有专业特色的法律公共领域，凝聚成为有关经济交往和国家管理的法律制度；而新教伦理依靠团契和宗教家庭中的社会化代表转变成了带有苦行色彩的职业行为取向，并深深扎根到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层面当中。沿着这两条路线，道德实践的意识结构体现了出来，而且分别体现为制度和个性系统。这个过程导致的是目的理性行为取向的普及，而且主要是在经济行为系统和行政系统当中；因此，它和目的理性之间存在着联系。但在韦伯看来，关键在于，这个过程的基础是意识结构，它们被赋予了制度和动机的有效性，而且，这本身也是一个合理化的过程。这也就是说，和现代科学以及自律艺术一样，伦理理性主义和法律理性主义也是价值领域分化的结果。而价值领域自身是世界观层面上解神秘化过程的产物。宗教合理化是西方理性主义的前提。经过深入考察，韦伯认为，神话解释系统的解神秘化过程也可以用合理化概念来加以理解。
二、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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