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区分出两股主要的合理化冲动，韦伯在其关于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国家的起源(包括新教伦理）等的著作中对它们分别加以了探讨。韦伯关注的一方面是世界观的合理化：就此而言，他必须解释清楚去神秘化的结构以及认知问题、规范问题和表现问题彻底分化开来并能够按照自己的逻辑展开所依据的前提。另一方面则是现代意识结构的制度体现；现代意识结构是沿着宗教合理化的道路逐步形成的，换言之，韦伯关注的是文化合理化向社会合理化的转换。就此而言，他必须对法律和道德的结构加以阐明，但前提在于法律和道德的结构应当能够促使建立正当的统治组织和策略行为主体在私法层面上的交往关系(a)，以及为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以有纪律的稳定的职业劳动为准绳）提供一种内在动机（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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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