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韦伯还明确持有一种文化主义立场。一旦有必要，他就通过反思的方法，撤销西方理性主义的“普遍意义和有效性”：
理性主义是我们的着眼点，它就像是指路明灯，有了它，我们就可以部分地阐明世界历史；如果我们看重连续性，它还向我们提出正确性要求。它是我们解释的起点，它的发生不仅充满了偶然性，而且后来也一直保持了其特殊性。但现代西方文化同时还有另外一个特征：一切文化人都会对它产生兴趣。因为它对所有文化人(Kulturmenschen)的解释十分新颖，在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这不仅使它成为一种特殊现象，也赋予了它一种特殊地位。这样，它就表现为一个普遍历史的问题，具有了普遍意义和有效性。即便没有选择它的文化人，也被迫从中寻找对于文化人性的解释，这种解释尽管没有束缚他自身的选择，但只要他想清醒地生活下去，他就必须和它保持联系。因此，韦伯所揭示的视角，或所发掘出来的方向范畴，实际上是一种选择的权利。只要它同时承担着启迪的要求和正确性的要求，对于我们，它就永远都是一种选择的权利。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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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