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行为技术化意义上的合理性。在方法的引导下，这些行为是可以复制的。并因此而具有了一种调节和规划的特征。韦伯指出，非理性的行为可以合理化的例子，包括“摧残性或神秘性的苦行方法或观照方法，最极端的形式是瑜珈以及晚期佛教用祈祷机器加以控制的方法等”。“8从怎样的抽象视角出发，我们才可以断定这样的技术训练是“不合理的”呢?我们当然可以从现代世界观的角度来批判宗教世界观是不合理的，因为它们赋予了苦行训练、心醉神迷、瑜珈等以一定的意义。但是，首先，这样的批判针对的不是行为自身的技术合理化，而是对仪式行为的宗教解释；其次，它要想支持相对主义的基本立场，就必须阐明，从形式的角度，可以把现代世界观和神话世界观一视同仁。
关于(b）和(c):形式合理性(FormaleRationalität)。韦伯指出，经济、技术、科学研究、教育、军事、司法以及行政管理的合理化，“从其他生活范围来看，可能是特别不合理的”。69但是，韦伯批判的不是这些行为领域合理化的技术和策略，而是这些领域在总体性文化当中所具有的相对意义。只要行为领域应当得到合理化，我们就可以用有效的支配范畴（Verfügung）来衡量进步。支配范畴在不同的文化中保持恒定不变，它包括对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的支配，而且存在于客观世界当中。
关于(d):价值合理性（Wertrationalität)。在经济、宗教、教育等生活领域当中，目的理性行为和价值理性行为所依靠的价值模式可能会发生变化。这些价值都有一定的历史形态，也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并且为韦伯所误解的“实质合理性”提供了基础。世界宗教的救赎观念或许是最好的例子，它充分说明了“终极”价值预设的多元主义：
二、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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