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韦伯之所以注意到了现代世界观所开启的可能性视域，仅仅因为它是用来解释事先已经明确的核心现象；韦伯认为，这一现象是社会现实合理性的典型的表现形式。对资本主义企业的这一评价，一方面表明，目的理性的企业家行为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对现代社会的确具有核心意义，但另一方面，它又有一种特殊价值，在韦伯看来，这种价值是目的合理性在行为取向层面上所含有的。从文化合理化向社会合理化过渡过程中，合理性概念明显越来越狭隘化，并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我们在后文将要看到的，韦伯在他针对目的理性行为的行为理论中看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韦伯直接把西方理性主义的实际形态当作出发点，而没有从一种合理化的生活世界在反事实的层面上的可能性的角度去揭示它们。但这样韦伯并没有能够让他的理论命题变得毫无问题。相反，在他的时代诊断当中又出现了许多紧迫的问题；在这一点上，韦伯需要一个标准来衡量和批判萎缩成总体化的目的合理性的合理化。所以，韦伯的两层社会合理化理论体系并没有融入《经济与社会》的描述当中，但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时代诊断中却流露了出来。
我想首先深入探讨一下韦伯赋予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发生过程当中的作用（1)，以便可以搞清楚一种社会合理化模式的核心内涵，并用这种模式来考察西方的发展路线(2)。
二、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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