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教的职业伦理与社会合理化的自我解构模式
按照韦伯自己的理解，对新教伦理的研究涉及西方文化发展的核心变量。也就是说，韦伯把现代职业文化不仅看作是现代意识结构的后裔，而且看作是信念伦理的实现，有了这种信念伦理，企业家行为的目的合理性在动机上就可以得到保障，而且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可以取得丰硕的成果。就理论策略而言，新教研究具有一种核心地位。尽管如此，这种研究在方法论上还是受到了多方面的局限：
(a）它们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分析，探讨的是观念的动机基础和制度体现，也就是说，探讨的是如何发挥发展逻辑当中解决问题的潜能，因此，需要用“自下而上”的分析和对外在因素以及发展动力的研究加以补充；
（b）如果换用我们今天的概念来说，这些研究具有结构主义特征，它们没有讨论因果关系，而是讨论新教伦理与现代职业文化当中凝聚起来的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亲和关系”。因此，它们没有满足韦伯自己提出的要求，即“分析新教禁欲主义本身在形成和特征上是如何受到整个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的影响的…”。134
(c)这些研究不允许对卷入合理化进程的不同阶层的生活世界中的各种因素进行比较，也不允许在认知-功利的生活方式、审美一表现的生活方式以及道德一实践的生活方式之间区分出高低上下。但在我们的讨论当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
(d）这些研究没有探讨这样一个问题：(渗透到新教职业文化的)伦理化世界观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世界概念具有怎样的可选择性。
这些问题韦伯在其他地方有所提及，而且在今天还有其现实意义。135只有在这些问题语境中，我们才能明确新教伦理对于解释西方理性主义的意义。除了最后一个问题，其余的我将不予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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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