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按照加尔文教学说，职业活动的结果不是直接被当作达到极乐的手段，而是被当作确定一种荣耀身份的外在标志。韦伯用这种意识形态中介来解释加尔文教对于普及世俗禁欲主义立场，特别是对于具体化和系统化的生活方式（以目的理性的职业活动为核心）所具有的意义。当然，韦伯并不想说明，天主教为何会反对商业牟利；相反，他想要解释的是，“从偶然性的经济牟利行为发展成为一种经济系统”，“从经济冒险的浪漫主义发展成为理性的经济生活方式”，是如何成为可能的。136在加尔文教和其他新教教派当中，韦伯发现了一些学说，它们把生活方式当作救赎途径；而在激发了家庭教育的宗教团体生活当中，韦伯则发现了一些制度，它们在早期资本主义的核心社会阶层中帮助上述学说发挥了社会化作用：
加尔文教的上帝要求他的信徒的不是个别的“善行”，而是一辈子的善行，并且还要结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里没有天主教那种富有人性的循环：罪恶一忏悔一赎罪一解救—新的罪恶。也没有任何美德可以使整个一生得到平衡，而这种平衡曾经可以通过暂时性惩罚或在教会里得到的恩宠来加以调节。这样，普通人的道德行为便不复是无计划的、非系统的，而是从属于全部行为的有一致性的秩序。“循道宗”这个名称与参与18世纪最后一次大的清教思想复兴的人联系在一起是决非偶然的，正如具有同样意义的“谨严宗”这个词适用于他们17世纪的精神先驱一样。因为只有彻底改变体现在每一时刻、每一行动中的全部生活的意义，才能确保恩宠的效果，把人从自然状态转变为恩宠状态。“圣徒”的生活完全是为了一个超验的结局，即获得拯救，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在现世的生活是彻底理性化的，完全受增添上帝的荣耀这个目的的支配。137
二、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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