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正是与科学理性的解释模式以及生活秩序之间的竞争关系决定了宗教的命运，正如韦伯所认为的，它还决定了以宗教为基础的伦理：
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在知性和工具层面上的彻底合理化既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实践意义，其现代形式具有广泛的后果：宗教这样一种特殊的合理化越是向前发展，从世界观的知性形式来看，宗教本身就越是被推向非理性。145
在《中间考察》中，韦伯进一步明确了这种冲突的基础：
伦理的宗教性自身所呼唤的合理认识按照自己的规范，独立自主地建立起一个内在的真理宇宙，这个宇宙不仅与合理的宗教伦理的系统前提（世界作为宇宙满足了它们的要求或展示出了某种“意义”）没有任何联系，而且还必定要从根本上拒绝这种要求。自然因果性的宇宙和假定的伦理均衡因果性宇宙相互之间水火不容。尽管建立这样一种宇宙的科学似乎再也无法对它自身的终极前提作出可靠的推论，但科学还是打着“知性中立”的旗帜要求成为通过思考观察世界的惟一可能的形式。和一切文化价值一样，知性在此过程中也建立起了一种独立于一切个人伦理品质的、非博爱的贵族统治形式，用以合理地占有文化财富。146
二、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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