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新教伦理(无论是它所立足的理论语境还是体现它的生活方式和个性结构)，不能算作一种原则性的道德的表达，如果我们认真对待伦理合理化的这种特殊性，那么，新教教派就会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因为和再洗礼派一样，新教教派也想让普遍主义的博爱伦理彻底的制度化，也就是说，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共同体和政治意志的形式。157这些社会运动并没有想把彻底合理化的世界观的潜能引上私人的规范的职业劳动路线，而是试图把它们转换成具有社会革命意义的生活方式，因此在一开始就失败了。原因很简单，激进化的生活方式并不符合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要求。这些联系需要进一步加以分析。不过，上述思考至少可以引发我们追问如下问题：
—韦伯研究了新教教派的循道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难道不是因为把一种对于资本主义经营行为具有积极作用的后传统道德模式付诸实现才享有历史意义。
二、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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