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一工具合理性在科学活动当中获得了制度化；与此同时，经济生活秩序和政治生活秩序也按照形式合理性的标准合乎规律地向前发展，并决定了市民社会（bürgerlichenGesellschaft）的结构。
—审美一实践合理性在艺术活动当中获得了制度化。不过，自主艺术和围绕着这一系统形成的知性反文化一样，对于整个社会也很少具有构成意义。这些领域当中超越日常生活的价值可能构成了“享乐人”(Genussmenschentums）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核心，他们所追求的是内心世界的解脱，是对科学、经济和国家当中“专业人”(Fachmenschentums)所遭受的理论理性主义和实践理性主义的压力的一种回应。
—救赎宗教博爱伦理的道德一实践合理性无论与专业人还是与享乐人都是不相容的。现代世界受到生活秩序的主宰，在这些生活秩序当中，其他两种合理性结构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根据分工建立起了一种“博爱的世界统治秩序”；面对这样一种认知一工具化和主观主义的世界，道德观念没有了太多实现自己的机会，因为道德观念的目的在于一种建立在交往和解基础上的自主性；博爱伦理在制度当中没有立足之地，但通过制度，博爱伦理可以持续获得文化意义上的再生产。
—不过，不仅宗教博爱伦理，包括面向“经济世界冷酷性”的伦理，如新教伦理，在其他两种合理性结构的碾压之下逐渐也变得无影无踪了。它在新教职业文化当中最初虽然获得了充分的制度化，以至于现代化的发生条件获得了满足；但是，现代化过程本身反过来又摧毁了目的理性行为的价值理性基础；按照韦伯的诊断，职业取向的信念伦理基础由于功利主义的工具主义的劳动立场而遭到了侵蚀。
宗教需要曾经是一切合理化形式的动力，最后却没有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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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