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从目的理性行为取向制度化的角度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在此过程中，还遇到了新教职业伦理和现代法律的功能问题。韦伯阐明了认知一工具合理性是如何借助于新教职业伦理和现代法律而在经济和国家当中获得制度化的；但由此并不能就悲观地预言，这些亚系统凝聚成了“铜墙铁壁”。因为，韦伯也感觉到了，他在作出这样的诊断时进入了“价值判断和信仰判断的领域”。168尽管如此，韦伯后来的著作(《以政治为志业》《以学术为志业》、《中间考察》等）还是给人一种印象，似乎第二个主题不仅可以从经验的角度被证明为一种对时代趋势的陈述，揭示了渗透到一切领域当中的官僚化所引起的不良后果，而且可以作为一种理论命题从第一个主题当中推导出来。169韦伯的这一尝试是经不住检验的。对此，我们可以提出两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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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