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第一个主题本身就不具有说服力。随着现代意识结构的出现，宗教和形而上学基本概念当中所透露出来的真、善和美的直接同一性的确瓦解了。理性概念与其说是把世界的认知部分、评价部分以及表现部分协调起来，不如说是把它们统一起来，但即便是这个理性概念和形而上学思想同样也靠不住了。因此，韦伯才有理由反对“理性的卡里斯玛”(Charisma der Vernunft)，170坚持一种合理性概念，它（在新康德主义上）分解成为相互不可通约的不同价值领域的规律。但韦伯走过了一步，因为他从理性的实质同一性的丧失当中推导出了一种多神论，认为不同的信仰力量在相互角逐。它们之所以不可调和，其根本原因在于不可通约的多元有效性要求。正是在通过论证来兑现有效性要求这样一种形式层面上，理性的同一性在合理化价值领域的多元性中得到了保障。有效性要求与经验要求的区别在于，它们可以用论据来加以兑现。各种论据或理由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它们，而且只有它们，能够从交往前提出发共同检验假设的有效性要求，并释放出合理的推动力量。当然，命题真实性、规范正确性以及真诚性和本真性(包括涉及合乎规则的符号结构的完善性或可理解性）等不同的有效性要求，它们不仅应当得到论证，而且也应当具有充足的理由，并且要以一种典型的论证形式表现出来。而各种不同的论据则根据自己的情况承担不同的功能，以便在不同的层次上发挥话语约束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实用主义的论证逻辑，可以用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把握住不同言语行为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只有这样一种话语理论才能明确地告诉我们，实质性的理性概念被批判主义解体之后，究竟哪里还有论证的同一性，我们所说的程序合理性又是什么意思。171
二、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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