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这点不仅仅适用于陈述明确的言语行为，以言行事的行为，比如用于问候的“你好”(Hallo)，也被认为满足了用来补充言语行为陈述内涵的规范；在祝福接受者或证明接受者的社会地位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而问候的现实条件包括：某个人的在场—这个人可好可坏，以及他在某个社会群体中的成员资格等。
正确性要求的普遍性则有所不同。质疑的内容在于:从非调节式言语行为意义中，无法推断出与规范语境之间的联系。55但是，通知有时“不合时宜”，报告有时“场合不对”，坦白有时“比较痛苦”揭露有时则“充满伤害”。非调节式言语行为出现失误，并不是由外在造成的，而是它们作为言语行为必然会出现的结果。因为，从它们的以言行事的内容中，可以看出，言语者在记述式言语行为和表现式言语行为中也建立起了人际关系；不管这些人际关系是否适应各自的规范语境，它们都属于具有正当秩序的世界。
质疑的矛头同样也针对着有效性要求图表的完善性。如果把它们与格莱斯(Grice)所说的对话要求加以比较,56就会看到，它们之间既有一定的相似性，也有一些不对称的地方。比如，如下要求在有效性要求图表中就没有相应的内容：言语者总是可以围绕着对话主题提供一定的话语内容。如果不考虑到如下事实，即这样一种事关对话成败的要求可以由听众提出来，并且可以和文本（而非个别的言语行为）建立起联系，也就是说，可以不用“肯定”或“否定”的立场来加以衡量，我们就很难论证这一要求的普遍性。很显然，有一些语境要求具备十分丰富的话语信息，比如社交场合乃至整个文化场域。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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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