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韦伯认为现代性转型的特征在于，价值领域和意识结构发生了分化，从而使得我们能够从批判的角度根据各自不同的有效性要求对传统知识加以转换。对于知识系统和学习过程相应的分化机制而言，这是一个必要条件。沿着这条路线：(a)一种科学生产机制建立起来了，其中，经验科学问题独立于神学学说，也和道德实践的基本问题分离开来，可以根据内在的真理标准加以处理：(b）一种艺术生产机制建立起来了，其中，艺术生产逐步摆脱了宗教仪式一宗教机制以及宫廷的约束，由读者、观众和听众等组成的欣赏艺术的公众对艺术的接受把正规化的艺术批评当作了中介；(c）最终，伦理学问题、国家学说问题以及法学问题由法学系、法律系统或法律公共机构中的专业知识分子来处理。
根据认知、规范和审美等有效性要求而各自获得专业化的知识的生产机制，渗透到了日常交往层面当中，并且取代了传统知识主宰互动的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导致了一种日常生活实践的合理化这种合理化只有从交往行为的角度才能够解释清楚—亦即导致了一种生活世界的合理化，相对于经济和国家等行为系统而言，韦伯忽视了这种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在合理化的生活世界当中，交往的需求越来越不依靠对传统解释的批判坚持而获得满足；在彻底分化的世界观层面上，共识的需求越来越多地要依靠一种由于动机合理，因而充满风险的共识来加以满足可能是直接通过参与者所提供的解释，也可能是间接通过专家的规范专业知识。这样，交往行为中就充满了共识期待和异议风险，它们向作为行为协同机制的交往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众多现象表明，意见、义务以及需求等的主观性在不断增强，时间观念越来越充满反思性，空间意识则越来越灵活多变。宗教信仰私人化了。随着市民家庭的兴起和社区宗教观念的分化，形成了一种新的内在领域，它建立在深层的反思文化和情感文化当中，改变了社会化的前提。同时还出现了一种由私人组成的政治公共领域（politischeÖffentlichkeit)，作为固定的批判媒介，它改变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前提。生活世界合理化的结果是充满矛盾的：有人为个人主义机制而欢欣鼓舞，比如帕森斯(Parsons)，有人则对此深恶痛绝，认为这是一种主观主义，它埋葬了传统机制，夸大了个体的抉择能力，引发了一种危机意识，从而对社会团结构成了威胁，比如盖伦(ArnoldGeh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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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