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满足政治需求和经济需求的合理化，作为一种普遍现象的规训也就不可避免地会蔓延开来，并越来越削弱卡里斯玛和个体行为的重要性。20
如果创造性的卡里斯玛与限制自由的官僚制在看似“不可避免的”合理化进程中想要获得胜利的话，就只能选择这样一种组织模式，即“领袖加机器”。在经济领域，意味着权威经济领袖的功利主义，在政治领域，则意味着一种经过公民投票而确定的领袖民主制，而综合这两个领域，则意味着一种选择领袖的最佳机制。沃尔夫冈·蒙森(WolfgangMommsen)把韦伯的立场归结为“一种看起来有些悖论色彩的模式，即统治越多，自由也越多”。21
霍克海默用同样的方法来理解自由丧失的概念，当然他更多依靠的是精神分析理论的概念，而不是行为理论概念：对行为的控制从社会化个体的良知立法会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组织的规划立法。主体越来越不必依赖自己的超我(SuperEgo)，相反，也就越来越要听从于周围环境的命令。这个观点后来被里斯曼(D.Riesmann)接受了过去，并被解释为“内向型”生活方式与“外向型”生活方式的倒转，这样也就被通俗化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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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