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生活中的一切都越来越趋于合理化和规范化，因此，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个体生活连同其内在冲动现在也都顺乎合理化和规范化的要求：个体捍卫自我的前提是适应系统捍卫的要求…原来，现实与个体的理想是相对应着的，现实必须和理想吻合起来。现在，这些意识形态都失去了意义，被进步思想取而代之，进步思想使得现实很容易就可以上升到理想的高度。因此，适应就成了一切主体行为类型的准绳。主体形式理性的胜利也是现实的胜利，在主体面前，现实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 23
霍克海默并不否认个体选择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但它和“自由特性的变换”24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理性化过程越是深入，目的行为亚系统也就越是和成员的伦理动机相分离，进而使还与道德实践理性有着一丝关联的内在行为控制成为多余。 25
韦伯与霍克海默的对照就到这里。韦伯从对自由丧失的诊断直接转向思考如何解决自由丧失问题，并且提出了一种组织模式，把借助于领袖的卡里斯玛而得以合理化的行为领域与个别杰出行为主体生活历史的价值取向重新联系起来(当然是以损害被统治的追随者为代价的)。26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把分析向前又推进了一步。我们所关注的是，目的行为亚系统的理解究竟意味着什么相应地，个体的自我扬弃又意味着什么，“个体在自我扬弃过程中必须用肉体和灵魂根据技术规则来重新塑造自己”。27但是，如果对行为的控制由人格立法过渡到“自主秩序机制越来越顺利的运作”，28企业以及管理组织的行为领域所具有的秩序机制以及深入到个别组织成员主体性当中的适应命令就会显示出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必须避免两种片面的观点。韦伯坚持的是一种处于临界状态的行为理论，这种行为理论不能为这个问题提供什么解决方案。相反，完全关注系统秩序成就的系统论忽略了“自由性格变化”的问题，所谓“自由性格变化”，就是指行为系统脱离了生活世界，而且主要是脱离了其成员的道德实践动力。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关注的正是，社会合理化在传统生活领域向目的行为亚系统的转变过程中与“个性的萎缩”之间建立起来的具有反讽意义的表层联系。
四、从卢卡奇到阿多诺:作为物化的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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